臺北市景文高級中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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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9.11.30

 

得理饒人—作者:蔣勳

論語子路篇有一段記載:

              ㄧ個叫葉公的人,有一天跟孔子說:「我們鄉裏有一個正直的人,他的父親偷了別人的羊,他都出來告發。」孔子聽了就回答他說:「在我們鄉裏這叫不正直。我們是父親隱瞞孩子的過錯,孩子隱瞞父親的過錯,人自然就正直了。」

         (「父為子隱,子為父隱,直在其中矣。」)

             我高中時初次讀到這個故事,心裏很納悶。偷別人的羊,這是干犯法律,既是干犯法律,那麼追究責任,誰犯了錯,應該受懲罰,清清楚楚,有什麼可討論的呢?

             少年的想法,大概總是比較直截了當的,這裏面有法律的嚴整不苟,相信世界的秩序,單靠著一些確定的公式,就可以百世不移地維持著,這些公式又如機械一般精確,沒有絲毫轉圜的餘地。

           「父為子隱,子為父隱」,對那時的我來說,無異是一種徇私,以個人的私情來混亂眾人的利益,這是法所不容的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但是,經歷更多一點事情,我逐漸了解到孔子在嚴正不苟的法律之外,堅持著「人情」的意義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葉公關心的是「事」,孔子關心的是人。法律關心的是物的平等公正,道德關心的是人的健全完美。執法如山的法家,簡單地把世界規劃出一些公式,什麼是對,什麼是錯,錯了必需接受處罰,看起來理所當然,而事實上,事事訴諸刑法的話,受審判的人、受懲罰的人、審判別人的人、懲罰別人的人,已經一齊在一個不健全的世界中了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中國法家的典型之ㄧ是商鞅,他的變法使秦國富強,但是,他的嚴正不苟,只能使秦國稱霸,卻不能使秦國治天下。司馬遷在史記中批評他是「天資刻薄之人」,「刻薄」雖然如利刃一般,可以削平六國,但是,也正如老子所說的「尖銳的部分,不可長保」,所以秦國一亡,接著起來的漢代,在高祖、惠帝、文帝、景帝數代之間,一直強調「黃老治術」,原是為了以道家的「無為」來平衡法家的極端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 孔子不像道家那樣任及自然,他相信法律的作用,但是他要在法律之外堅持著道德的力量,在法律之外,給人類留一個餘地,使人類的社會不盡是法律的嚴苛,不盡是人的規矩,也同時是人的通達。

  「得理不饒人」對中國人來說不是一句好話,「得理」雖然是對的,但是,「不饒人」卻不好,最理想的辦法還是「得理饒人」吧!